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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农村作家高晓声被视为“‘新时期’的鲁迅”，他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以史诗性的笔墨描述了主人公悲壮的造屋历程，以此反映了中国当代农民坎坷不平、起落无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国当代农村的苦难，尤其显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和悲剧性。《李顺大造屋》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时，它也从“新时期”的历史观点出发定格了中国当代农村历史。1990年代，新乡土作家刘玉堂的中篇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从一个乡村诗人的视角出发，将碎片化的集体化经验进行了另一种重构。“最后一个生产队”已经成为了一种民间的记忆。这篇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幻想色彩和乡村寓言的特点。它以“文学”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来重新记述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和精神遗产。
许多人对今天中国农村的贫困、停滞和破败有着强烈的印象。孙立平谈及人民大学洪大用每次回家的一个直觉，农村不仅越来越穷，而且农民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出现了面部表情呆痴化的倾向。贺雪峰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物质生活比今天艰辛，劳动强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时是改造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换地”的劳动，他蔷醯檬俏铀锖蟠旄＃褡宓尼绕鸲妥鳎蔷醯蒙钍侵档闷诖摹６衷谒窃诘缡永锟吹降氖怯胨堑氖澜缤耆薰氐谋硌莺偷髑椋虼耍┟癫宦槟痉吹故瞧婀值氖虑椤1]一个良心感到疼痛在农村干不下去了的乡长李昌平，他著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那本书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创业史》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宝”。
至“文革”前，柳青全家在农村已经住了14年。这使我想起有人说“知青”是历史的悲剧，因为他们被迫“上山下乡”。可是，赵树理和柳青下乡却不是被迫的。其实，“知青”到农村去，最初也是主动、自愿的，和赵树理、柳青一样。赵树理和柳青去农村不是他们同情农民。李昌平对于农民的同情并不能使他在农村呆下去。赵树理和柳青之所以到农村去，是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是他们创作的根源，更主要的是他们觉得那里是中国历史的重心所在。柳青的《创业史》充满了激情。他把农村的变革提到了民族的高度，他意识到他是在面对一场历史性的巨变，而他是史诗的纪录者。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悲歌
多年来，人民公社和集体化已经成为了单纯的妖魔化对象。张乐天指出：“或许创建公社所支付的代价太昂贵了，以致于公社日复一日地成为许多人攻击乃至诅咒的对象。问题在于，自然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制度构架业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价怎么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循环，并为最终摆脱‘循环的陷阱’创造了条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人都不能绕开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契入口。” [2]中国当代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无数的灾难。但是，另一方面，集体化运动中断了历史的循环，使中国农村走上了跨越发展的道路。正如鲁迅所说的，革命有污血，也有婴儿。农村集体化充满了苦难；但是，同时也是一次历史的解放。
人们普遍直观、简单地把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丝毫没有意识到相反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的结果。1980年代的粮食增产恰恰是建立在集体化时期大规模的农村基本建设、化肥的使用、以杂交水稻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基础上。有人说：“1980年代是一个吃老本的年代，但没有人感觉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这个庞大的事业被整个社会忽视了，也被国家忽视了。”[3]集体化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民的协作能力，使得农民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可能。黄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为例说明集体化对于农村的影响：“位于北京以东的大型密云水库，是一个在国家投资和领导下建造的水源，它对沙井村的影响重大。今日在村庄的居民点和农田之间，有一条混凝土渠道，供水给田地里的分支水渠，形成一个严密的灌溉系统。解放前没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麦，今日可灌水三次。国家在水利上的投资，又为化肥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土壤无水，不能吸收化肥）。”[4]相反，今天，集体化时代所修建的水利设施由于这一体制的崩溃而无法维持，使以前依托水利的农田无水可灌。“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这些年村级组织普遍负债，小水利也组织不起来，有些农户已经不得不在过去可灌溉的耕地里种植旱作物了。”[5]这也就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在90年代难以为继的原因。
黄仁宇和黄宗智等学者指出，中国在宋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生产水平；但是，从此一直停滞不前，没有孕育和产生发展和突破的契机。而农村集体化破坏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社队企业为农村历史性的转折提供了出路。张乐天认为，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农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黄宗智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中“真正的质变性发展是通过大多是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和副业的发展而实现的农业的反过密化”。[6]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动员，打破了传统的均衡，创造了新的发展道路。黄宗智指出：“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7]
仅仅从物质资料的层面，从这种物质资源上的过分透支和衰耗等方面还是远远看不到集体化组织结构崩溃对于农村发展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组织结构、思想和精神上的全面退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农村组织结构的溃散，使得异常艰难地组织起来的农村大面积地重新向小农经济和一盘散沙的状态退化。
农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农经济和避免阶级分化。这也成为了考验革命中国的重要问题。因此，农村合作化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题材之一。黄宗智说：“我们不可忽视中国革命在冀—鲁西北地区的基本社会经济背景：一个经历数世纪之久，在内卷和阶级分化双重趋势之下形成的贫农经济。”[8]这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中国必须面对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避免重蹈宋代以来小农经济的历史覆辙。
1953年李准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后农村的重新两极分化的问题。以消灭阶级剥削为鹄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对社会新的阶级分化这一问题。如何弥合这种意识形态的裂缝？这篇作品在《人民日报》等几十种报刊转载，并且改编成话剧和地方戏等多种艺术形式而广泛传播。解放后中国农村何去何从，这一思考确实在当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响。1955年出版的赵树理的《三里湾》是第一部描写农村集体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将合作化和兴修水利作为了自己描写的主题。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9]
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改造和消灭小农经济及其思想。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小农意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束缚和制约。如果不消灭小农经济，中国就只能在宋代以来的这种历史怪圈中不断循环。中国历代都是封建皇权和小农结成同盟，打击地主豪强及其土地兼并。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就会从根本上危及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封建皇权总是努力阻止和延缓豪强对于小农土地的兼并。但是，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中国历史的长期的循环和停滞。如果中国革命停留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不继续革命和将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改造小农经济，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就和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就会陷入“打江山，坐江山”的简单循环。因此，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说相比，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中农村叙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推进到了新的层次，体现了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展。《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的是斗地主、分田地，是对于地主阶级的革命，而《山乡巨变》和《创业史》则是对农民小生产方式以及私有观念的革命。《创业史》里的郭振山就是《暴风骤雨》里的赵玉林，他是在革命进展过程中人物停滞的结果，从而成为了新的革命的对象。郭振山本身并没有退步，而只是革命已经前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历史阶段。因此，《创业史》展示的是新的矛盾斗争，是社会主义的新人梁生宝和蛤蟆滩的赵玉林——郭振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矛盾冲突，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和个人发家致富道路的矛盾冲突。
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土地革命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和垄断，农民获得了翻身解放。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土改后造就了亿万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因此，在推翻地主阶级以后，改造小农的任务反而变得更为艰巨了。四亿多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使得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破碎，国家必须和广大分散的小农进行交易，因此加大了交易成本，无法适应当时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中国或者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羊吃人”运动）或者以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柳青对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1972年的一个报告中写道：“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确立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国会以立法的方式通过三次法令，消灭了小土地所有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力和市场。”[10]
农村集体化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外部起源就是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农民从主要是生产者也变成了普通的消费者，因此导致了粮食剩余的减少。薄一波在1953年秋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民而不仅仅是地主也成为了粮食的消费者，这使得新中国一建立就面临粮食产需供求的尖锐矛盾，并且和国家工业化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也就是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背景。“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11]
农村集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汲取农村剩余，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1953年统购统销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成为了对于农民一种隐蔽的和方便的剥夺，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看不见的牺牲和贡献。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和国内剥夺农民（“羊吃人”运动），双管齐下。而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既不可能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又希望避免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夺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当时政府采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通过集体化的组织方式稳定、持续地汲取农村的剩余，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黄仁宇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12]中共的这一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引起了梁漱溟等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这也就是后来“九天九地”说法的由来和所谓“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冲突。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着明显的分歧。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通过农业合作社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毛泽东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13]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的革新本身也能够创造新的生产力，并且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最终获得了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认同与信服。
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而这样一条道路的出现又与农村集体化的历史密切相关：“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是常见的，这是从帝国主义入侵后开始的。中国乡村发展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在于村、乡集体组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一般地说，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农村人口都在消极地等待城市工业的扩张，将他们吸收为劳动力。工业几乎全部设在都市或城镇，工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外移。这种情况与当今长江三角洲颇不相同，后者的农村集体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的积累中起了主导作用……集体工业实际上是长江三角洲以及中国大部分地区乡村工业组织的主体。正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推动了发生于70、80年代的大部分乡村工业化，并且使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有别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14]
19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组织起来，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心理，挑战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使古老平静的农村深刻地卷入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之中。农村集体化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革命和试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篇章。柳青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变革置于广阔的历史进程和视野之中来进行描写。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农意识是最理性，同时也是最短视、最狭隘的。小农一方面充满了狂热的致富幻想，另一方面又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有道是：“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一场空。”实现合作化，必须改造小农意识，必须创造适应集体经济的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扩大农民的眼界和视野，使广大农民看到长远利益，认识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薛暮桥回忆说：“我国农业合作化虽然发展较快，但起初并未受到农民的反对……说农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强烈要求，也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15]赵树理说：“一般说，无产阶级的私有观念不大，自从这个阶级产生起就是这样。铁路工人不会产生分火车头、分铁路的想法，不会想分上一个车头、分上一段铁路回家自己开，而农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种。农村中新和旧的斗争非常激烈，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新的东西，常常微妙地绞合在一起，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不会是真实的。”[16]柳青充分认识到农民并不天然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决不可能自发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柳青的《创业史》和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都突出地描写了农民对于私有财产的强烈感情。《被开垦的处女地》描写了中农康德拉脱把牲畜交给集体农庄以后的复杂感情：“不管你怎样舍不得，也得把牲口送归公有，虽然它们是在家里的泥地上跟孩子一起长大的。这种舍不得私有财产的卑劣感情，一定要克制，不能让它在心里作怪……”“他睡不着觉，因为有条自私的毒蛇在他心里作怪，他舍不得财产，舍不得牲口，虽然他自愿放弃了这些东西……”[17]在《创业史》里，柳青描写了梁三老汉由于私有财产观念而产生的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抵触和自发反抗。《创业史》真实地描写了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艰难历程。卢支书说：“由不实心到实心，得几年哩。和尚刚剃了头发，就有了道行了吗？还不是要在寺院里修吗？”毛泽东认为：“教育农民是严重的任务”。列宁曾经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18]对于广大的小生产者来，放弃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不是自发的，而且从根本上是和他们的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创业史》的主题就是改造小生产者及其思想意识，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建立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的认同，使他们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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